因此，其注意义务无法与线下类似中介服务等同。
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有些程序瑕疵虽然会对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益带来一定影响，在一些案例中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影响，但利害关系人对该程序瑕疵带来的不同结果表示认可或者没有异议，如果采取其他矫正方式反而不利于利害关系人之权益保障的，法院会以原告对程序瑕疵之认可或谅解为由予以指正。
归纳起来，既被指正又被确认违法的程序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71] 第一，超过法定期限作出行政行为或者送达行政文书的。在田顺英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引用法律条款不够具体。《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第15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受理的案件，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向举报人说明，同时将举报信函或者笔录移送给有权处理的机关。正因为程序瑕疵后果及其矫正方法的多元化主张更加公正和科学，这一观点已经在国内外行政立法和行政审判实践中得到贯彻和落实。作为一种评价和矫正，不仅要遵循行政合法原则，还要兼顾和平衡行政效率等其他原则，不可将行政合法原则绝对化、极端化，不可矫枉过正。
46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泉行终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此外，地籍调查表中有多处日期明显改动的痕迹。而且，这也为后来宪法文本开放式的迭加提供了空间。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对于毛泽东主席来说，人民如何定义决定于敌人是谁，这也是为施米特教授极为称道的定义方式："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职业革命家认清了这一点，而许多职业法学家却对此一无所知。其二，它着重宣示的是报告内容的合法性，即明示政府工作报告是经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阅批准的，有着与党的文件相同的权威性。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机整体。
12刘小枫："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载舒炜编：《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
担心是实实在在的，而逻辑则是清晰的：毋庸言说，"伟大的祖国"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有了一个伟大的党引领着它，祖国要更加伟大就须加倍地坚持党的领导。在1946～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随着民族主义话语的退却，阶级的判断则成为主流，而先前可能属于抗日的"人民"范畴的某些人现在已被排斥在外了：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这种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些与修宪报告、宪法文本不同的思想和意义就具有了正统性和安全性。"十大"通过的党的章程对此的表述相应地也被简约化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1954年宪法文本凸显的是宪法的国家性而不是党性，七五宪法强调的是党性而不是国家性。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总纲所宣示的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居于中等意义。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大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者和代言人，所以人民通过代言人也分享了制宪主体的某些特征。
"重大缺陷"就是这种优越的现实词汇的反面。党的"十大"报告对此的解释采取了一种隐喻式的解释策略：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二是对这种"一元化"加强的结果满意度的充分自信。由此观之，七五宪法并没有添加和创造新东西，它只不过把中国的政治实践如实地加以呈现罢了，是对中国政制的一种临摹式的书写方式。
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七五宪法所构造的宪法语言以及它的表达方式是对五四宪法的一种极端修正。军事力量是党的生命线，为了保证这一生命线，关切"武装力量"的具体构成元素也是宪法同等重要的事情。七五宪法（包括修宪报告）的意义与党的其它文本的意义由不同的读者分享着，这些读者从阅读的兴趣和立场来区分——按当时的标准——便可分为"左"的和"右"的，每一类读者都可以从这些文本中阅读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死亡既是这种背叛的代价也是背叛的高度展示。"与此相联系，"人民"在性质上也就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它受制于不同时间段里对"敌人"一词的判断。
它把"武装力量"放在"总纲"部分加以表达，而不是在"国家机构"的章节里。既然"我们"和"人民"都是有特定指称对象的语汇，那么两者便具有了一种政治身份识别的价值，可以与"他们"、"敌人"区分开来。
考虑到这个时期的政治事件，譬如，党内的分歧、国务院的人事变动等等，决定了七五宪法、修宪报告与党的其它文本的语义差异。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另一类属于准则、规范，它主要是由具体的制度部分加以表达的。
如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其注意义务无法与线下类似中介服务等同。
人民是绝大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相较而言，1954年宪法既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表达，也不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样的词汇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这段提纲挈领的话是党为什么要（制宪）修宪的点睛之笔：一是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我们"是联结领袖、党、人民的一条金质的纽带，它能便捷地表达各种欲求。
宪法还在"一元化"的语境下肯定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譬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样的表述虽然省略了"党领导下"这样的修辞，但这并不影响对这个句子意思的正确判断：在中国，没有人因为这种表述的省略会愚蠢地认为全国人大独立于党的领导。
对于毛泽东主席来说，人民如何定义决定于敌人是谁，这也是为施米特教授极为称道的定义方式："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职业革命家认清了这一点，而许多职业法学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
如果说，一个历史的文本要恰当地表述那个历史的话语和实践，而且"现在"的"我们"不仅仅把历史简单地看作过去，或者看作一个过程的完结、一段时间的末端，而把历史看作"现在"的在场，"他们"也并非是"我们"异己的他者，那么，"我们"既无法也没有超越历史，而对这个"重大的缺陷"的发现也就不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也为后来宪法文本开放式的迭加提供了空间。1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接下来的问题自然会在文本的后面部分提出来：党如何实现对国家领导？此类问题则是由第二类话语表达的，具有强烈的规范意义。
当七五宪法被决定为具有"重大缺陷"的文本时，这里还隐匿着一个优越性概念的判断。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另一部分则是有关人民的话语，人民是中国政治的主力军，是党的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和跟随者。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1954年宪法里是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提法的。
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宪法主要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本，更像是一个政治章程。
